中学毕业，我进了县城的国营化肥厂。
说是县城，因是化工企业，其实是离县城三五里的山坳，两排三层厂宿舍，厂里把上同一轮班的职工安排住在同一层，以便作息。
几乎是清一色的年轻人，20岁左右。每个房间住3个人，三张木板床，一张抽屉桌，以及脸盆、毛巾什么的。我还有一个物品——一个人造革的拉链袋。由于是刚开始职业生活，还有点“水土不服”和“赖家”，一到休息天就往乡下家里跑，所以袋子里放置的东西并不多，只是一些换洗的内衣，塞在床下，瘪瘪的。
20世纪70年代末，这样的身份并不低微，这样的生活也不寒酸，反而很骄傲，很风光。
但住久了，堆放的物品也在增多，比如书、杂志，这个时候，我便想要添置一件“家具”，比如一个纸箱。
我想到了同轮班但不在同一个车间叫林力的高个子工友。他是城关人，听他说过，他的父亲是在文具店上班的。文具进货应该用纸箱包装着，卖了文具，纸箱不就空出来了吗？这正如我小时候知道的，卫生院里的针剂打完了，这装针剂的盒子就空出来了，有关系的人就可以拿来当文具盒使用。
我与林力说，你叫父亲拿一个纸箱送给我吧。他应允着：好的好的。
于是，我开始期待。但每次看到他骑着自行车来上班，车后架都没有纸箱，我不免有点失望。下班后我们一同从厂门口出来，或者碰到他从宿舍扛着自行车下来时（城关人上夜班，也可住厂宿舍），我总是又提醒他，给我带一个纸箱哦，别忘记了。他说，知道知道。
我不认识他的父亲，但我开始惦念他的父亲了，而且知道他父亲上班的文具店的位置，那个时候都是公家开的店，全县城就一个文具店，而且就在我们看电影的县大会堂前的街道上。
每次白天去看电影，或者晚上赶早去买电影票（夜晚店关了），走过文具店门口时，我都要扭过头张望。文具店里有点灰暗，我猜想，这个瘦瘦的店员就是林力的父亲吧。我甚至想象着，有一个纸箱里的文具正逐步搬出来卖了，这个纸箱空出来了……我太需要一个纸箱了，那清清爽爽的纸板构成的一个空间，能用来放置物件，而且纸箱本身就是一份响当当的“资产”。
每一次失望地看着林力骑着空着后架的自行车来上班，每一次下班还是叮嘱他带一个纸箱来送我；又一次落空，又开始新的期待……他嘴里应承着，但低头就走，似乎他推说过理由：没有纸箱，或者店里不让带了……直到轮班调整，我们不在同一个轮班上班了，我才断了这份念想。
去年，我新购的房子装修，可以称得上是一套大房子了，不断运来的材料、家具、电器，拆出的纸箱，不时扔满房间。这些会有人来收购的，但对于这些易燃物，出于安全，我第一个想法，就是尽快移走，于是，有时候对送货的人说，你把这些纸箱折叠打包运走吧；有时候就叫上小区保洁工：搬走，搬走，送你好了，不要钱。
这些大小不一的纸箱，一次次堆满我的房间，在经历那一次性的使用后，就不再是纸箱，变成废物或者是回收材料。这个时候，我就想到了多年前那只未拿到手的纸箱。李剑峰
来源：台州晚报